中國傳統節日的東夷文化成因、發展及當代IP形塑和傳播 （上）

王才路  於 蕾 

原文发表于2023-5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学刊

摘  要：參照東夷古史傳說、史話及考古成果，溯源中國傳統節日，我們認為，兩昊氏族時代的東夷文化是重要的遠源和母體。這一遠源的標誌一是觀象授時，一是顓頊“絕地天通”的原始宗教改革，三是堯、舜的“王政”措施。這是其中三個關鍵環節。隨着東夷、北狄、南蠻三大部落集團鬥爭和融合，以及早期華夏族與華夏國家政治體制的孕育和形成，一些重大節日習俗而成為華夏大一統國家的節日習俗。這個節日習俗的形成路線是淵起於東夷文化，由東夷族群習俗而三大族群進而成為華夏習俗。由東夷古史傳說、史話及考古成果探討這一過程，有助於理清中國傳統節日習俗起源和發展的大體脈絡。

關鍵詞：中國傳統節日；東夷文化；觀象授時；絕地天通；祭祀文化；IP形塑 

據《春秋命曆序》：“天地開闢，萬物渾渾，無知無識；陰陽所憑……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四萬五千年，日月五緯一輪轉……定天之象，法地之儀，作干支以定日月度。”上古干支曆法的制定為節日產生提供了前決條件。

古代曆法變動極大，前後共出現過102個曆，曾誕生過許多節日，如清明、冬至等，這些節日既是自然節氣點也是傳統節日，兼具自然與人文兩大內涵。此外，既有春節（正月初一）、龍抬頭（二月初二）、上巳節（三月初三日）、端午節（五月初五）、七夕節（七月初七）、重陽節（九月初九日）這些月日相同的節日，也有元宵節（正月十五）、中元節（七月十五）、中秋節（八月十五）、下元節（十月十五）這些月中的節日，還有春節（正月初一）、送窮節（正月廿九或三十）、寒衣節（十月初一）、除夕（十二月廿九或三十）這些月首月尾的節日。但這些“傳統節日”有的存續下來，有的因各種原因而消失。

參照古神話傳說古史話以及考古成果，溯源中國傳統節日，東夷文化是重要的淵源和母體。隨着東夷北狄南蠻三大部落集團鬥爭和融合，以及早期華夏族與華夏國家政治體制的孕育和形成，一些重大節日習俗而成為華夏大一統國家的國家的節日習俗。這個節日的形成路線是淵起於東夷文化，由東夷族群習俗而經過三大族群爭鬥與融合，進而成為融合為一的華夏民族習俗。其間顓頊“絕地天通”“王權”專曆、頒曆以及原始三大崇拜的分離與是形成中國傳統節日文化重要的基礎。秦漢大一統王朝的相繼建立，成為華夏民族節日習俗與漢民族節日文化習俗的轉換界標，王權仍然是漢民族節日文化習俗的決定因素和制約力量。為了論證上述這一觀點，我們首先從觀象授時與曆法開始。 

一、觀象授時與“曆”

古曆是古人觀象而得的特殊記錄，是古人根據宇宙萬物進行符號化活動的產物。

從目前資料看，觀象較早的記錄是包犧氏。《繫辭下》中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日月麗乎天，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重明”指太陽與月亮，也包括天上的星辰。這是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的內容。“百穀草木麗乎土”，“百穀草木”泛指一切農作物，以及草木等自然生態。這是包犧氏“俯則觀法於地”的內容。這就是說，觀象授時在三皇時代的包犧氏就已開始了。

包犧氏觀象而畫卦，推演出歲時曆法“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繫辭下》說：“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此“歲”便是年歲收成，也指歲時祭典歲終大祭。也即是說，包犧氏己把“觀象畫卦”的成果，己具體應用於了“觀象授時”。

“象”是一個內涵極為豐富的文化概念。對“象”這一概念的理解，《易·繫辭》中的一段話很經典，說：“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聖人有以見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我個人的理解是，天先垂“象”示人，即先天之象。“聖人以這種先天之象而象之，即“有以見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即後天之象。如果說，先天之像是道的載體或本體，那麼，後天之象就是聖人根據載體或本體悟出的“道”。這種後天之象的“道”，是聖人通過自己的悟，對先天之象這一道體進行描慕的結果。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象”又與“陰陽”、“五行”等許多文化概念相互滲透，形成中國文化的一種思想方式，廣泛地影響了傳統文化的各個領域與各個層面。

觀象得曆，得曆而授“時”。這種“時”，首先是指用於指導四時八節、春種夏耕秋收冬藏的各種農時上，正所謂古曆之用，莫先於農時。《尚書大傳》釋授時謂：“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田獵斷伐，當上告之天子，而下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故曰敬授人時，此之謂也。故古人以測天治曆為第一等要務。後人襲前人，也無不以生民衣食之事為大，無不知此與天文氣候相關，勸農教稼，已有定時。經羲、農、再經顓頊，迄堯、舜，以及古之聖哲，彈精竭力，綿祀曆年，察懸象之運行，示人民以法守。

最早的觀象授時者包犧氏，不乏資料說是太昊（或作太皞）伏羲氏，果如其說，太昊伏羲氏是東夷人，那麼就是說，是東夷人最早觀象得曆授時。如果說還有待於継續考證的話，那麼這種古“曆”，《左傳·昭公十七年》明確說“鳳鳥氏，曆正也”。到了少皞（昊）摯之立”時，鳳鳥氏己全面掌管天文、授時、曆法，有了節氣的劃分及專門人員司應，有五種行政司職，有五種工種行業（五雉分別領導）工作，有九扈領導農事。這些記載應是少昊金天氏有天下時以鳥紀的情況，但這些鳥紀文化的成熟，正說明了鳥紀文化應是“少昊摯之立”之前的少昊時代就早已存在的。《史記·曆書》也有“少昊氏衰顓頊受之”的記載。即古老鳳鳥少昊族掌握曆法，但因其衰弱，而不得不把“曆”授給了取而代之的顓頊帝。

在浩如煙海且常常相互抵牾的古代文獻中，少昊是上古東夷民族的重要代表人物，這是毫無疑義的。在上古帝系中是繼炎帝、黃帝之後，顓頊、帝嚳之前的著名古聖。少昊舊地，在洙泗一帶，不論文獻記載還是從考古學成果角度上講，都屬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約6000年左右。一直到炎帝、黃帝之世。大汶口文化是東夷文化無可質疑。

20世紀80年代，在諸城前寨、莒縣陵陽河、大朱村等遺址發現了大汶口文化的圖像文字。90年代又在安徽蒙城尉遲寺遺址發現了結體造型幾乎完全一致的同類文字。此後，在日照堯王城、五蓮丹土也相繼發現了類似的文字。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重視。學界據此並根據文獻記載，將魯東南的大汶口文化推定為“昊（皞）族”的物質文化遺存。

所謂“昊族”，無疑應包括少昊和太昊在內。前者是黃帝之後出自於東夷的首位古帝；太昊，從字索義，太即大義，“昊”字從天從日，像人頭頂上太陽照耀之形，即訓為陽光普照之義。與少昊不過一大一少之別。在圖騰崇拜上‘太昊族崇拜龍，少昊族是崇拜鳳鳥。溯源鳳鳥，少昊族系應是一支來自太昊龍紀時期久遠的龍族系。然而就少昊鳳鳥所處東方，地理位置正為五龍紀中東方木仙角龍所在方位。《古史考》曰：“少昊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或曰宗師太皞之道，故曰少皞。”太昊與少昊顯然是有血緣關係的兩個胞族，同為東方東夷不同時期兩大氏族集團。而太昊則是比少昊氏族地位更為崇高、對中華文明貢獻極大的一位古帝。在傳說中太昊與伏羲又常常被混而為一，位列“三皇”，更因“仰觀天象俯察地跡”被奉為“繼天而王”的“百王之先”。而少昊氏族，正是繼承太昊氏族並在這一基礎上即“仰則觀象於天”知識基礎上，物件的觀察和授時研究獲得重大進步。

《左傳·昭公十七年》記郯子講述其先祖少皞摯以鳥名官的制度是：“風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郯子所說的“少皞摯”，是少昊氏的另一個英雄人物，在蚩尤被殺以後，他受黃帝之命，繼續統治這個國家。在黃帝民族後來衰弱的時候，少吳民族又曾一度強盛，一直到頊須興起以後才衰弱下去。從這個記載裏，可以看到當時少昊族已經繼承並掌握了太昊伏羲氏雖還很原始且比較簡單的曆法形式。

所謂當時的曆，衹是觀察天文，即日、月、星等各種現象罷了。“分”是登夜平分，如春分秋分，“至”是白天最長和最短的極限，如夏至冬至。而“啟”和“閉”則是根據時節來控制關卡。這些比起《堯典》裏的曆法部分，確是簡單多了。但在當時，對於以食為天的東夷族團來說，這是多麼重要的大事情。他們掌握了這個知識，是上天帶給他們的，“天之曆數在爾躬”，並自封為代表昊天和上帝，也就不難理解了。

上述所引郯子所述少昊“以鳥名官”之事，不僅記述了少昊部落是以鳥為圖騰的歷史事實，而且告訴我們少昊部落已經發明了候鳥紀曆方法。所謂候鳥紀曆，是根據候鳥的來往、鳴叫的時間和起止時間變化來確定一年四季和節氣的劃分。請看，少昊以鳳鳥氏為“曆正”，總管曆法方面的事物。“曆正”之下設四官：玄鳥氏司“分”，“分”指春分，秋分，玄鳥即燕子，燕子春分來，秋分去，可表示春分，秋分的到來；伯趙氏司“至”，“至”謂夏至，冬至，伯趙即伯勞，伯勞夏至鳴，冬至止，可表示夏至，冬至的到來；青鳥氏司“啟”，“啟”指立春、立夏，青鳥即鶬鷃，鶬鷃立春鳴，立夏止，可表示立春，立夏的到來；丹鳥氏司“閉”，“閉”指立秋，立冬，丹鳥即錦雞，錦雞立秋來，立冬去，可表示立秋、立冬的到來。可見，少昊時代，東夷人根據物候變化的規律，已經掌握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個節氣，四季和二十四節氣的雛形大致形成。

衹有季節和節氣的劃分是不夠的，少昊又設立了專門的農官——“農正”，由“九扈”擔任，以督促農業生產的進行。“扈”也是一種鳥。關於“九扈”的名和其分職，東漢蔡邕《獨斷》寫道：“春扈氏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棘扈氏農正，常謂茅氏，一旦掌人百果；行扈氏農正，盡為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夜為民驅獸；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農業生產各個環節，都有專門的農官負責，反映出少昊時代用所掌握的觀象授時的曆法有秩序地用於農時，以及當時對農業生產的高度重視和農業生產的飛速發展。

“觀象”是為了“授時”。《尚書·堯典》談到“觀象授時”時說：“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所謂“敬授人時”，當然首要是指上述“敬授農時”的意思。但更多也是指“人事之時”，即安排重大事務時間。在古代，統治階級最重要的“人事”是祀與戍以及宗教、政治活動，是“人時”的總稱或代名詞。

在古代統治者所謂的“人時”中，祭祀是一項極重要的事務，一年之中兩分兩至、四時八節或月初或月中，或月尾均有祭祀項目，這些專案都規定了明確日期，這就需要通過觀象來授時。此外，“敬授人時”還有所謂的“為政順乎四時”之意。亦即司馬談所論陰陽家的“序四時之大順”。所有這類說法，通常都強調政令與寒暑季節的對應，這都屬“敬授人時”的範疇。

從西漢末年之《三統曆》和其後著名的《大衍曆》內容看，兩種曆法中的主要成份是對日、月、五大行星運動規律的研究，預推並記錄這七大天體所運行的時刻位置及特定內涵。

古代中國曆法全力研究日、月、五大行星這七個天體的運行規律，除授農時外，還有最根本的政治目的是推算、預報交食即日食、月食，並推算、預報五大行星運動規律。如不能夠對一次日食作出準確預報，這種失職行為有殺身之罪！《尚書·胤征》援引古之有“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的政典，將“沉亂於酒，昏迷於天象，沒能對一次日食作出預報的羲和施以“天罰”。

這是因為，古人首先將日食視為上天的示警。所謂示警，意指呈示凶兆，如不及時搶救，則種種災禍將隨後發生，作為上天對人間黑暗醜惡的懲罰。

古人認為，日者，人君之象也。據史書記載，“臣掩君以致亡國”則日蝕。“君喜怒無常，輕殺不辜，戮無罪，慢天地，忽鬼神，則日食”。“亡國、死君”則日食。“破國，大戰，將軍死，有賊兵”則日食。“國主疾，貴人死”則日食等等。這種觀念深深植根於古人的心理以及天人合一與天人感應的哲學中。

日食既為上天示警之凶兆，天子臣民自然不能束手待斃，而是要千方百計採取挽救措施去回轉天。怎麼才能回轉天意，《史記•天官書》曰：“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

既然能補救，必在日食時舉行禳救儀式。如果等到日食出現時再組織進行禳救儀式，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必須預報，在日食發生之前三日就要開始準備和安排禳救。考慮到地方上也要進行禳救活動，這種預報還要事先傳達到各地。因此，提前精確預報日食就成為關鍵。此事重大，關係君國，難怪對預報的“先時者”或“不及時者”殺無赦。

古人為日食而舉行的禳救儀式的史書記載很多恕不一一列舉。

同日食一樣，月食示警雖不像日食那樣兇險，但也被視為是上天示警的凶兆，也必須通過精准的預報以便提前準備進行禳救。

相比而言，古人對五大行星運行狀況預測的重要性則遠遠超過日食月食。在古代中國人心目中，作為上天所呈示的徵兆，行星天象不僅僅是示警凶兆，而且對人間諸如政治、軍事等許多重大事務有着左右和直接的指導作用。古書中對此記載比比皆是，也不必一一列舉。我們指出這些的目的在於說明，預蔔凶吉才是古“曆”所含的真義。為預蔔凶吉，古曆“敬天之紀，敬地之方”，還要準確標注出吉凶發生的時間、空間與政治、軍事、農事等君國大事以及婚娶喪葬兩性房事等等人生百事，則據此選擇在合適的時空點上進行，或為避禍避凶而進行禳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