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两条河王才路

2023-06-08分类：王才路文化研究阅读：610

故乡的两条河

作者：王才路

武城县甲马营村，是我离开了四五十年的故乡。虽然离开故乡几十年了，但对故乡的感情依然是那么的深厚，那里的一街一路、那里的每个茶馆杂货铺商店理发店，那里的每个年节民俗风习种种，尤其是故乡的两条河，一条河叫西沙河，一条河叫大运河，仍是那么记忆犹新……

（一）故乡的两条河：先说西沙河

史载，古黄河自临清八里湾径夏津西流入武城后，一条从武城县城（注：此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搬近前的武城县县城，下同）东向东径平原恩城去德州方向，县志上把这条河叫作东沙河；一条绕武城县城向西流向饶阳店方向，县志上称古黄河。一条确切记载是宋大观年间东黄河在武城县城东十五里处决口向西，过龙湾西占官屯西南从我们村南绕到村西，与南来的运河汇流向故城方向而去。县志称这条河叫西沙河。

从县志上标注的这三条河的名字看，似乎古黄河的历史更古一些。古到什么时候，己查无踪迹。但遍查史书，春秋战国时代没有这条河的标识和记载，它究竟起于何时，我不敢质疑也不敢断言。西沙河自宋大观年间而从东沙河决口向西，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这条河的存在时间无容质疑。

重要的是这条东沙河。史书记载，这条河于春秋战国时代就存在。它不仅是很多朝代平原郡和清河郡的分界河，也是春秋时期晋齐两国、战国时期齐赵两国的界河。即是曾经一时所称谓的晋东鄙之地，也是曾经一时所谓的赵东鄙之地，赵为备齐在东鄙之地置东武城，城在距河四五十里左右的地方。还是曾经一时所谓的齐之东武城县之地。据明嘉靖本《夏津县志·建置》载:(夏津)为春秋战国,为齐晋、齐赵盟之要津。”又载：春秋战国时期,齐晋、齐赵交界于此地,诸侯会盟过往黄河以此为“津”。津乃会盟渡口,夏季会盟又称夏盟。夏盟要津,便成为夏津县地名的来历。

相传春秋时期,齐国公子小白在此埋剑对天许诺:“他日若得君位,必来此地筑坛祭天。”后来,公子小白夺了君位,成为齐桓公后,他果然于此地当年埋剑处修筑坛台以示纪念。现今旧县域的东北部土坛之处,传说即是当年齐桓公立剑之所。

战国时期赵国平原君赵胜，因解邯郸之围，赵王把东武城作为食邑封给他。这个东武城最东的地界也是以这条河为界的。这条河的价值，就武城的角度而言，在于它是几千年武城古老历史的见证。

东沙河悠久历史的确立，决定了它与西沙河的关系是母子关系。从宋代大观年间作为黄河支流的西沙河，好像是脱离母亲独自流浪自寻入海之径，也好像是母子争吵后被径直入大海的黄河母亲所遗弃。不管什么原因，西沙河离开东沙河已经一千多年了，它是流径我们村南又掉头向村西与南来的运河汇合一起向大海的方向结伴而去。

我小时候的西沙河，似乎记得还有时有水，在它与运河接近交汇的地方，雍正12年，县令王殿显于此地建水门。乾隆六年，于其地创筑土堤，自是水门遂废。后西沙河行洪之流不能归于运河水淹两岸农田，造成水患。因此当时的县官还被参免职。乾隆13年知县骆大俊相度地形，认为过去此地所建水门有益居民无妨运道，又倡捐垒石修复水门，谓之石闸。

据说，当年修石闸时，为了使石闸两边上的堤堰填土圶实，民工们牵着牛在层层的积土上反复地来回踩，直踩到石闸两边的堤堰填到石堰那么高为止。这是否与此地叫牛蹄窝的名字有关系，我也没有求证过。

牛蹄窝不远处有个老鼋坑，传说是大水退后没走的神灵老鼋在这里安的家。说这个老鼋把洪水引错了方向该淹的没淹不该淹的给淹了，所以把它圈禁在这里算是惩罚，圈禁期满后再放其离开。所以后来不管是天多么旱，旱得时间有多长，周长几丈的老鼋坑的水总是满满的，没有人敢下去试试坑究竟有多么深。小时候的我对此自然是惊惧不已，后来传说借着狂风暴雨老鼋这个神灵已离开了，所以才逐渐有人下去，甚至撒网捕鱼。七八岁的我也随着大人不止十次八次地在那坑里洗澡。直到有个七八岁左右的叫二狗的姓高的孩子在那儿溺水死亡后，就很少有人再敢下去了。只是因有坑中的老鼋经常变成人到附近的村庄找人下棋的传说，使我至今对石闸和老鼋坑的印象很深。

（二）故乡的两条河：奇妙故事多

西沙河汇入运河后，毫无犹豫地绕过村西又掉头向北。这条河留给了我太多太多的回忆，村里的一口咸水井一口甜水井且远在南向的村口，村子南北长几里路，村西村北紧靠运河，一多半的人家距河距离比距井的距离还要近很多很多，因此说，除少数人外，村里大部分人饮用的是这条河的水，是大运河的乳汁养育了这一方人。

我也不例外，大运河不仅把我养大，使我永存感激，而且它的滔滔不绝的深刻文化，它的传说故事，从小就深深地影响着我哺育着我。

小时候，我的母亲告诉我一首村里历代相传的歌谣：“甲马营，堡子城，弯弯曲曲一条绳，一母所生两条龙。”母亲把歌谣的大意告诉我说，很早的甲马营是土堡所围的城，大河就像一条弯弯曲曲的大绳，从南到西从西到北缠了这座堡子城多半圈。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就出生在我们这个甲马营村。儿时的好奇促使着母亲再讲下去。母亲告诉我说，传说赵匤胤的母亲讨饭到我们村，就暂时栖住在村南的场园屋里。寒冬的一个清晨，有早起到村外捡粪的村民忽然发现，数不清的鸟罩严了场园屋。场园屋里传出声声儿啼声。这时，东方泛红，虹云托日。虽是寒冬冰封，但场园屋内母生子且母子平安，屋内却是暖意融融。惊呆了的村民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善良的村民们纷纷赵氏母子送.去了鸡蛋红枣小米等坐月子的食用品，用以表达或寄托各自的善良和祝福。若干年后，己坐了皇帝的赵匡胤北上，特地路经并在堡子城下马，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出生地以及此地村民的感念。村民遂改村名为“下马营”，上世纪因受大跃进感召又改为“甲马营”。

故事的神妙和传奇给我留下了永远美丽的暇思。儿时的我丝毫也不质疑母亲告诉我的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甚至直到现在。我宁可信有不信其无。母亲和历代善良的村民们对此故事的喋喋不休、津津乐道、绘声绘色，并不断把他们的善良和关爱以及善果有报叠代融入到这个故事中，一代一代传达给他们的子孙，这似乎已经和这个故事的真实与否没有了什么关系。

现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挚爱我我也永远挚爱的母亲远远的走了，轮到我来讲述母亲给儿时的我讲述的这个故事了，我忽然对此故事有了求真究实的意思了。

其实，关于赵匡胤的出生地，官方史书和小说《水浒传》里，都记的是“下马营”。前者说在洛阳，赵匡胤做了皇帝后改建成了寺庙（可能是白马寺）。其实正史野史为美化圣化而移植皇帝龙生之地的先例也并非少见。赵匡胤的龙生之地移沒移谁能拍胸脯拿脑袋担保？后者则没注具体的府县属地。但赵匡胤的老家是河北涿州，距我们村并不算远，其父为低职军官转战于中原一带岂能带家属频频展转作战？其母思夫千里寻夫谁又说不合情理？我们这个村也叫“下马营”，村北又有号称武城八景之一的“桃园春色”，又称“小洛阳”。如果演义出上述的歌谣，也完全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古代皇帝多了，好多皇帝也从这个村或村边的运河坐船路过。比如早期清朝皇帝南巡，我就亲耳听父亲和爷爷讲过南巡皇帝与本村和河边邻村东白村的一些故事。为什么不把村子和他们捆绑一起而演义？况且这个歌谣的内容在明朝嘉靖时期纂修的县志上就有了。史书上还录载了名臣李东阳及其他名人的相关诗文。

有人说发思古之思往往是为了现在，我想，该轮到我像母亲当年向儿时的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了……

（三）故乡的两条河：儿时的欢乐颂

我的家离村西的运河很近，出了胡同向西翻过大堤就是。每天早晨起来或下午小学放学后，我或揹上粪筐或挎上母亲用自织的土布缝制的口袋，或到大堤上去等过路的牛、驴车，或是到河边去拔草。总之，村西的运河几乎是我每天都去的地方。那里是我的天地大世界，是我童年的乐园。村西的运河无私的展开它那魅力而又格外温柔的沙滩如同广袤的胸脯，一任我的嘻闹腾挪，起舞与歌飞。款款向北而去的阳光夏日的河水，又几乎每天把我揽入她的怀中，一任我的或仰游或侧游，或“狗刨”或“猫扑”，或扎猛子在水下长达十几分钟的深潜远遁，带给同伴一时的惊忪然后又是开心且彼此会意的皆大欢喜；之后或齐腰踩水两臂向天扯嗓子紧唱慢歌款款如在平地的。

紧靠堤内是一个叫“周家湾”的大水湾，湾里不断有水盆大小不等的鳖爬到岸上来晒太阳，我们看到后马上跑回家去拿洗脸的大铜盆，弓下身慑手慑脚地移步到大鳖前，飞快地用大铜盆扣住向堤岸上推，推到堤岸上，再翻过铜盆，用铜盆把大鳖掀个底朝天，然后慢慢四周转着欣赏着大鳖四爪朝天乱登的无可奈何的狼狈像，意犹而尽后再把大鳖翻过身来，手拿小棍敲着它，赶它跑下水去……

有时不免也搞一些恶作剧。记的一年夏天船运西瓜的时候，我和小朋友把大半个西瓜吃尽馕子，挖两个眼，扣在头上，在水中踩水等上行或下行的远瓜船，船上的船夫根本想不到水中西瓜皮下扣着“水贼”。瓜船靠近时，我们便立马摘去头上的西瓜皮，扔到水里，迅速爬上船去，飞快地把一二个西瓜扔到河里，然后纵身跳水潜游几十米露出头来，等着慢慢漂来的西瓜……

记得最凶险的一次是运河闹大洪水时，上不见大水来处下不见大水去处，远远地向河岸对面望去，水天一色，不见岸边。水位上涨到几近大堤顶。连天的洪水汹涌滔滔，淹沒了岸边的瓜果与成熟的玉米高粱等。放学后的我随小朋友泗水远去，深潜到水下的庄稼地里去摘南瓜并摸索着掰玉米，把装满了的口袋用绳子扎紧，然后拉着口袋向村庄方向游去。忽然远处的水面上，直冲我游来一条蛇，吐着信子，蛇身扬起。惊恐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我，急中生智，随手抓住正巧漂来的一根高梁杆，胡乱地朝蛇来方向的水面用力拍打，也是拼命三郎似的一幅豁出去的样子。蛇昂头吐舌的凶样看得越来越清楚，我的拍打也越来越急，几乎到能够得上拍打的时候，蛇突然掉头而去。已经忘却了惊惧的我，忽然感觉身上拉着的几乎装满了玉米南瓜的口袋没有了，急切地潜水四下摸找，偶睁开眼也是一片的水色，这使我遗憾了很长很长时间，久久不能忘却……

运河给了我她的一切和所有。我也把童年所有的欢乐与暇思尽情地奉献给了她，只把回忆带走，陪伴我赴济南去天津上北京，去追逐去放飞我的求学梦想，也曾先后西去滨海东至黄海南下江浙北上渤海四海结庐为家，只为去寻找去放飞我执鞭杏坛策马学林欣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旷世之喜。穿山越岭跨江奔海纵横几千里，丢了衣丢了薪，但没走丢了家乡的大运河。大运河永驻我的心中，连同我的母亲……

（四）故乡的两条河：甲马营极有可能是中国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的家乡

大运河从村西掉头向北的拐弯处，河岸陡立，这就是闻名己久的运河码头和行人渡口了。这里是童年的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或坐船或踏着厚厚的河冰，过来过去的记不清有多少次。在这里，储存了太多太多的故事和传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我最感兴趣也最想说的是，曾一度所谓的古代东阳县城，后迁址到现在的漳南镇为漳南县后，此地又名为“阳乡”，就在此处附近的河道里。这所谓的“阳乡”极有可能就是我的故乡“下马营”的前身。同时，这个“阳乡”，就是隋唐两朝初兴科举考试制度后，中国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的家乡。

《明嘉靖版武城县志》以及早于这个版本前的《山东通志》，《清乾隆武城县志》等文献资料，都有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记载:“孙伏伽墓，县东北三十里……耿将军墓，县东北十八里，有碑在焉。”

孙伏伽、耿将军墓、东阳县城、阳乡，均标出在武城县东北方向十八里、三十里的地方。这个非常重要的地理方向和距离的两个标注，自从有《明嘉靖武城县志》以来就未见一人提出过疑义。但在近二、三十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大潮中，各地出现了一拨拨改古地名、争古地名，抢文化名人争文化死名人，以及为此而频繁不已的所谓“学术研讨会”。利涉相关的人士们，也开始了“武城文化热”。

自然，古代武城的几个著名的历史文化人物成了争抢的重点，孙伏伽即是其中之一。从书证、物证甚至田野考古方面，把孙伏伽“证”到河北故城县的西半屯去。我找到了持这种观点的几篇代表性文章和收入这些文章的一部代表性公开出版物，置身度外宁静地反复读了若干次，又专为此购置故城、武城两县县志，也是置身度外宁静地反复读了若干次。我的看法有二：一是近二、三十年所有釆用判断、想象、逻辑推理以及田野考察等方法论证孙伏伽籍贯为故城县西半屯乡的说法，都不能儿戏般推翻《明嘉靖版武城县志》以及早于这个版本前的《通志》，《清乾隆武城县志》（以下将此简称为几部志书）中，孙伏伽故地在武城县东北三十里的记载。这是因为今人没有足够凿凿有据的令人信服的地上物和田野考古发掘的双重证据；即使有也需要经相关的权威机关、权威的专家学术进行复核认同后才行。二是我没证据证明上述几部志书文献中的记载是错误的。反而反复阅读及思考上述几部武城县志和《通志》的记载，越发感到，几部县志书和《通志〉中所谈到的孙伏伽籍贯极有可能是现在的甲马营村。理由有三：

其一是几部志书都记载孙伏伽籍贯在武城县城东北三十里的地方。如明嘉靖和清乾隆等几部武城县志均载:“孙伏伽墓，县东北三十里，耿将军墓，县东北十八里，有碑在焉”。

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移址前的甲马营村，距宋熙宁九年（即公元1076）年间移址到现在老城镇的距离是三十里左右，方向是公认的东北方向。这个三十里和东北方向的参照是同样几种志书所载的“有碑在焉”的耿将军墓，在县城东北十八里处，即现在的甲马营乡耿时潘村。说到耿时潘村的这个耿将军墓，我小时候就有印象。那时候我们也管它叫耿家坟，因坟周边有几棵松树，我们也叫它“小松林“。小时候有时睌上到耿时潘南的王庄去看露天电影，回家从耿家坟旁百米左右的路边经过时，总是惊悚地不时闭眼，不敢喘大气，急急如风不敢回头，总觉后边有人在跟着，最害怕的是，偶尔的惊悚回头，看到耿家坟“腾”地飞起来一个火球，大叫不止……至今声犹在耳。

耿时潘这个村距上世纪迁址前的甲马营村北向偏东五六里路左右，两者距离之和是二十四里左右。两个村从村南到村北距离分别是三或四里，两者距离之和是六、七里路左右。二十四里和六、七里的两距离之和为三十里左右。也就是说，把孙伏伽籍贯三证两证“证”到西半屯乡的根据不足主要就在于：首先，武城县城史载其址新中国成立前共有五迁。明清时期的几部县志所谓的武城县城，是五迁后的县城。根据常识，应是指据这几部县志编篡前最后一次迁址的武城县城为坐标点。

武城第五迁也即解放前最后的武城县城，昰熙宁九年(1076年)。据《嘉靖武城县志》载：熙宁九年(1076年)，恩州武城县有旋风自东南来,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尽拔,俄顷旋风卷入云中,既而渐近,乃经县城,官舍民居略尽悉入云中,县令儿女奴婢卷去复坠地,死伤者数人,民间死伤亡失者不可胜计,县城悉为丘墟,遂移今县”。几部志书必定是以五迁到现在的老城镇时的武城县城为坐标点，这是与明代几部志书写时时间最近的武城县城，这就是所谓“今县”之意。如是指战国时代的武城旧址或隋唐时代的地址，是应特别指出的，没有特别指出，那肯定就是指据县志编篡前五迁后的武城之址。

而违背这个常识，非要无端的把此时此地的坐标点，根据需要理解为二迁三迁四迁时的坐标点，很明显是一种功利用心。而明清时期编篡的几部县志没有特别指出，武城县城自然就是五迁后的县城。同时，几部县志指出孙伏伽故藉时，同时定位了几个条件，一是东北方向，二是三十里，三是东北方向十八里处，还有个“有碑存焉”的耿将军墓。既然孙伏伽籍贯被孤零零地“证”到西半屯乡，那么，“县城东北方向十八里处的有碑在焉”的耿将军墓，做为孙伏伽墓的连带佐证也应该一起“证”到西半屯乡去。但事实上，“县城东北方向十八里处的有碑在焉”的耿将军墓却仍在现在的武城县耿时潘村，并牢牢地被我们记在心里。

理由之二：

《乾隆武城县志》载：东阳县城在县东北30里。案“左传哀公八年，吴伐我师至武城，鄫人道之克东阳而进，疑即此东阳，后人因之建城。”

应劭曰：东武城东北三十里有阳乡,故县也”。这个故县即汉高祖四年置的东阳县的县城。而本文上述所指出的论证孙伏伽籍贯在故城县西半乡西的文章也认为，“汉东阳县故城在今武城县甲马营村西北,古蔡河曾径城北向东偏北流,今地以成京杭大运河河道,甲马营和河北营均迁到运河东堤外,东阳城故址沉睡于今鲁、冀交界的运河河槽中。”而《武城县地名文化集锦》载：“古东阳县汉高祖四年置，东汉废。隋开皇六年复置，至十八年改为漳南县隶属贝州,据武城县志载据武城县治所地东北30余里,今甲马营东北一公里处。经近年考证查实,位于今甲马营村北电灌站东北之河道内，这里正是甲马营村后的渡口”。

这说明甲马营渡口处的东阳故县，就是未搬迁前的甲马营村。而甲马营村，正是我的故乡。

《旧唐史》载：“孙伏伽贝州武城人。初仕隋。隋大业末（即公元618年），自大理寺卿史累补万年县法曹（这一年多大年龄？）。武德元年，初以三事上谏……太宗即位，赐爵乐安县男……十四年，拜大理卿，后出为陕州刺史。永徽五年，以年老致仕。显庆三年（即公元653年）卒。即是说，他从公元618年隋大业末为累补万年县法曹（累了几年？五年？八年？到显庆三年即618年去世止，其仕宦40年左右。终年当七八十岁左右。可以推测，孙伏伽大约生于隋开皇十年左右即590年左右。东阳县为隋开皇六年所设，十八年移治漳南镇为漳南县。原属地复为武城县隶贝州。后晋作旧唐史时仍属贝州。所以史载其籍贯为贝州。开皇三年，为革除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之弊，遂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由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开皇六年，贝州武城新增东阳县治所在现甲马营村。十六年贝州加增数县，东阳县治迁漳水以南为漳南县后，原所在地即成了所说的“阳乡，故城也”，此地向东二十五里左右，那现在的武城县政府所地旧称为“旧城”的地方增设历亭县。均属贝州。

另据清顺治武城县志载：“水驿在县北三十里甲马营”。这个三十里也便是上述的佐证。但是方向是“县北”。看似方向不一，但本书“古迹”中介绍甲马遗营时又说“城东北三十里……宋太祖所生之地……”，“城东北”三字虽字迹模糊，但仔细分辩仍能看得清。又记载饶阳古塔城北三十里，与上述“水驿在县北三十里甲马营”，似乎两地叠为一地。其实两地东西相距二三十里。也都距县城三十里，显然““水驿在县北三十里甲马营”中的县北应是“县东北”，县北三十里的饶阳古塔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上个世纪迁址一公里外的甲马营，可以认定为是古时所谓的“阳乡”，也即东阳县的故城，东阳县城在这里只存在了十三年，其前其后都属武城县，而武城县属贝州。几部县志记载的孙伏伽墓城东北三十里即上个世纪迁址一公里外之前的甲马营。

但是，迁址前的甲马营村，因运河调直，己夷为良田，坦卧在运河东岸，而东阳故城也隐迹在甲马营村后摆渡口下的千年河道里，无声无息地见证着运河的千年流淌……

（五）故乡的大运河：一种象征，一种理想，一种历史和沉重

通过读史，我知道，很多让人惊羡让人惊悚让人欢乐让人忧愁的运河故事，有很多都沉淀并浓缩在我们村后的渡口一带，这里的大运河是何等的胸襟和气度，包容了这一切。由此，我感到非常幸运，从少年时代起就生活在她的怀抱中，我就在临河不远处小学教室的窗下，伴着不舍昼夜东逝而去的运河水，读书并成长……

尽管儿时的运河景象已经永远的消失了，但在我的记忆中它依然是那么的伟岸，那么的沉雄。就我个人来说，大运河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在我一生当中。能称得上最重要和最刻骨铭心的经历和记忆，几乎都与家乡的两条河尤其是大运河有关系。大运河，它已经是一种象征，代表着一种理想，也代表着一种历史和沉重。有时候，它暴发出的担当与奉献、阔大与执着的精神，坚忍顽强忍辱负重的品格，给我们以智慧、灵性以及诗意和自豪。有时候，它的河床里笼罩了乌云电闪和惊雷，但它毫不掩饰地以天崩地裂的悲伤和愤怒代替了昔日的宁静和温馨。风雨过后，它又恢复了它的生命本真和自然常态，把这一切都变成历史，变成不朽，变成永恒，变成超脱一切功利的深刻和伟岸。并随时敞着胸襟亮出心肺等待回答人们的各种历史疑团和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