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为玄鹤醉云飞   不与鹌鹑结伴游

 ——酒与阮籍的《咏怀诗》

王  才  路

  阮籍是我国古代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为全身避祸而醉饮，又把说不得的人生嗟叹化作八十二首《咏怀诗》。一诗一酒成为其命运悲剧和精神痛苦的一面镜子。
       阮籍早年好《书》、《诗》，有远大志向，但生于乱世，一方面对曹魏集团骄奢腐败深为失望，无意仕进;另一方面又不肯依附伪善阴险的司马氏集团，处在政治的夹壁中，不仅抱负无处施展，而且连生命也受到威胁。为了全身，他终日肆意酣饮，不顾时俗礼法，或醉后横眠酒家妇侧，或醉中“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世说新语。栖逸》),或母丧饮酒食肉不辍，或与群猪共饮。尽管如此，但司马昭却并没有因阮籍放浪形骸、遗落世事而放过他，曾派人为儿子司马炎(即后来晋武帝)向阮籍求其女为妻，以示笼络。阮籍鄙视司马昭，但又不敢显拒，遂酣饮大醉，醉得不醒人事，而且一醉就是六十天。司马昭无可奈何只得作罢。钟会曾多次向阮籍请教对时事的看法，以便罗织罪名陷害他，他都以酣醉不醒应付过去了。

后来，司马昭晋封晋公，位相国加九锡。阮籍因其士林领袖的特殊身份被指写劝进表。阮籍若写，就等于向世人宣告充当了具有狼子野心预谋篡权夺位的司马诏的拥戴者，必为千夫所指世人唾骂;若不写必招杀身之祸。在此之际，阮籍仍施醉酒故伎。但今非昔比，尽管阮籍烂醉如泥，司马昭使者立逼索要。阮籍毕竟没有稽康式的钢筋铁骨，于酩酊大醉之中，醉手颤抖，还是写出了令司马昭满意的劝进表。事后阮籍自然是愧悔交加，痛苦不堪。加以生逢乱世，其伤世忧生，无论阮籍怎么醉酒也消解不掉。一向口不臧否、对事至谨至慎的阮籍，是绝不会将此诉诸于他人，为求一吐为快招来横祸，而是将此深藏在自己的《咏怀诗》里。

    诗中首先抒写了“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的心志和“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的志向，倾吐壮志难酬的痛苦。如:“于心怀寸阴，蓑阳将欲冥。挥袂抚长剑，仰观浮云征。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鹌鹑游，连翩戏中庭。”时光流逝，诗人始终不能建功立业，只有抚剑长叹，心中如天上浮云翻滚。尽管如此，诗人宁可苦守高洁，做旷世不再鸣的玄鹤，也绝不做连翩戏中庭的鹌鹑。

 鉴于时政败乱，阮籍借古咏怀。如:“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篙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诗中借战国之魏以喻现世曹氏之魏。统治者骄奢淫逸，而不求贤讲武，终至华阳兵败。借战国时代的魏国史事，隐寓了诗人的现实感受。

 现实的感受，特别是对政治的感受，是凄忧悲苦的，而这种凄忧悲苦因阮籍口不臧否和至慎至谨的性格又全都隐寓在他的《咏怀诗》里。如:“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诗中忧苦凄伤，如潮如波，虽然没有点出忧伤之因，但联想到阮籍所处乱世及其险恶处境，以及其它诗中他说他自己恨不能“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的诗句。这忧因显然是指乱世，因这乱世险境而忧。忧生伤世，以至精神损消，心焦如火。这种忧生之苦、伤世之痛，又不能一吐为快。因言获罪的恐惧使诗人如履薄冰。诗人希冀解脱，解脱无方，自然滋生厌弃人世，追求隐逸生活。

因此，诗人的忧生之嗟，往往又与出世相联系，成为阮籍《咏怀诗》的一大内容。如:“生命辰安在?忧戚涕站襟。高鸟翔山岗，燕雀栖下林。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崇山有鸣鹤，岂可相追寻。”诗中用“诗经”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之意，意谓追寻高远旷放生活，而“招彼玄通士，去来归羡游”一诗，则更是明确的轻举高蹈之想，从而使其诗于蕴藉含蓄中，又表现出高蹈飘逸的风格。

  阮籍生活在魏晋乱世，为全身避祸不得已而酣饮，心中有言，又不能一吐为快，只得隐寓在诗中。苦酒与忧诗相交织，正好构筑出一个沉痛的悲剧。这不仅是阮籍个人的悲剧，也是魏晋时代所有不甘于与权势邪恶进行合作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2001，9，9写于坐忘斋